新中国成立前横跨两省三县的灵璧县大地主卓廷懋发家历程
大地主卓廷懋家罪恶史
本文选自《历史研究》1965年第4期
安徽省灵璧县高楼区卓圩卓家，在解放前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地主。这个大地主家从清代到一九四八年，称霸地方达一百余年之久。在它最盛时期，控制着二十多个大小集镇，一百多座村庄，跨皖、苏两省的灵璧、泗县、睢宁三县，方圆百余里。霸占的土地有七万七千多亩，房屋仅卓圩一地即达一千三百余间。每年夏秋两季，收取地租三、四万石，装满七、八十处粮仓。南京、蚌埠、徐州、无锡等地和睢宁县城，都有卓家的钱庄、布店、粮行。商业高利贷的收入无以其数。真可谓财累万贯，富埒王侯。在旧社会，所有的地主都是靠残酷压榨农民起家的。他们依靠反动国家政权的保护，口吮农民的膏血，脚踏农民的尸骨，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家业，这是他们发家的共同之道。卓家的万贯家财，也就是按照这样的道路，在千万个农民饥饿、破产、逃荒、死亡声中积累起来的。
依仗权势血手起家
卓圩原名小王庄，自卓廷懋迁来后，圈了圩子，才改名卓圩的。卓廷懋从睢宁侯王庙迁到小王庄圈圩的时候，还只是一个三百亩土地的地主。但是，这个在地主阶级家庭中熏陶出来的富家子，很懂得发财之道。在旧社会，“有钱好做官，做官好发财”。因此，卓廷懋除了在已有的三百亩土地上狠力搜刮佃户而外，又极力勾结官府，疯狂掠夺农民。
清朝道光年间，卓家的原居睢宁县大修县城。卓廷懋看到这是一个进身的好机会，便积极奔走，并且慨然“解囊”，捐献“巨款”。结果，“大吏给匾奖之”，并议叙为“八品衔太学生”（此事见侯少赢、丁显：《光绪睢宁县志稿》卷十六《人物传》卓廷懋条）。这样，他就为自己捞取了政治资本，挤进地主阶级当权派的行列。他的侄子卓振清先后作过汉川、汉阳、兴国、广济、翁源、揭阳等地的知县和知州；还当过专以杀人为职业的“御前监斩官”。这更为卓廷懋搜刮民脂民膏提供了保障。
卓廷懋依仗自己的“功名”，特别是他侄子的势力，出纸币、办钱庄，在地方上享有各种特权。他用自己印的钱票，可以收买农民的土地，而农民拿着这种票子却常常买不到东西，过期成废纸，农民称它是“关门票”，推出门不管换。卓廷懋还大办酒、油作坊，在卓圩周围大小集镇开粮行，设布庄，开京广杂货、五洋杂货店，到处搜刮民财。还用他侄子的“培源”店号，每年率几十只大船，从大李集上船装黄豆到无锡去卖，回来又贩京广杂货，每趟都能牟取很多暴利，有时竟达白银一万多两。
卓廷懋这个无恶不作、无机不投的家伙，就是靠这些办法牟取了大量钱财，一方面强买农民土地，广置产业，一方面贿买贪官污吏，进一步和官府勾结起来，残害农民，成为霸占一方的大地主、大土豪、大劣绅。在十九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农民革命斗争的高潮。太平天国，捻军，苗、回等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，风起云涌，前赴后继。为了推护地主阶极的反动扰治，为了博取反动主子清政府更大的信赖，卓家积极参加了对农民起义军的镇压。
据记载，当时卓廷懋的儿子卓振五任地方上的练董，积极训练反动地主武装。一八五三年十一月，由李三闹率领的一支农民军占据泗、灵交界处，并进一步逼临睢、宿。“宿迁举人臧纡青带勇往剿，为所败，退保大李集。”这时，卓振五便马上“密禀宿迁粮台求救，都统法良调参将群寿率兵驰援”。结果使这支农民军遭到血腥镇压。一八五六年，在安徽境内活动的捻军威逼灵璧，团绅高树功“东向乞师”，卓振五又“慨然往援”，并“首输五千緡”，以为镇压捻军的费用。一八五八年，捻军入睢宁，卓家“筑圩固守”。一八六0年，捻军再入睢宁，“知县黄宪鎧调练守城”，卓振五立即“冒雪往助”。一八六一年，太平军一部进入灵璧地区，卓家与高圩大地主一起“协同官军”，和太平军对垒。
在屠杀农民起义军的血泊中，卓家与反动政府进一步结合起来。清政府为了褒奖卓家对主子的忠诚和杀戳农民的英勇，赏给卓振五与其父同样的头衔：“八品太学生”，还赏给杀人最凶的卓振甲、卓振声以“千总”军职。
到北洋军阀、国民党，特别是日伪统治时期，卓家的权势又进一步发展，几乎完全操纵了地方政权。日伪时期，卓廷懋的孙子卓老严是伪十八圩联保主任，曾孙卓少全、卓培军是伪区长，卓继世是伪镇长。伪睢宁县长夏硕武也是卓家的“至交”。至于卓圩附近的保、甲长，更无不是卓家的徒子徒孙。日寇投降后，国民党占领卓圩一带时，卓家又马上与国民党睢宁县长朱伯鸿、第四区区长王云文、第五区区长孙家朝密切勾结起来，日伪区长卓培军也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民党的区长。
在掠夺农民、镇压农民反抗的过程中，卓家掌握了反动的地方武装。清代末年，从卓振五、卓振甲等人起，卓家负责举办地方团练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一伙完全属于自己的武装家兵。卓家的家兵最多时曾经达到五百余名。这种家兵名日保护卓家的家园，实际上是一群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土匪。他们是卓家专用来残害农民、镇压农民反抗的刽子手，是卓家进行敲榨勒索、搜刮人民的帮凶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卓家又组织了反革命的武装黑帮——黑杀队，由卓代民当队长，更是烧杀掳掠无所不干。
总之，在灵璧、睢宁的广大地区之内，卓家是地主阶极的当权派，掌握着对农民的生杀予夺之权。也就是依靠这种政治上的权势，卓家又在经济上采取各种手段，巧取豪夺，展开了疯狂的土地兼并和财富掠夺。
首先让我们看看卓家是怎样利用灾年，大量兼并农民土地的。
在解放前，皖北灵璧和苏北睢宁一带，历年是多灾地区。每一个灾年，都耍夺去成千上万个农民的生命，使无数的农家失地破产，妻离子散。但是，灾年对地主来说，却正是搜刮农民的大好机会，即所谓“一歉抵三收”。当地农民永远不会忘记宣统二年（一九一0年）大灾的情景。
这一年，皖苏两省大水灾，“极贫灾民约二百数十万”。其中灵璧、睢宁等地“村庄庐舍，多荡为墟，流亡者十逾五六。每行数里十数里，罕见人烟，或围敝席于野中，或率破舟于水次，稚男弱女，蜷伏其间。所餐则蕎花、芋叶，杂以野菜，和煮为糜，日不再食。甚则夫弃其妇，母弃其子，贩鬻及于非类，孑遗无以自存。”这是当时一个前往“视察”的“钦差大臣”对灾情的描述，实际情况恐更严重。
就是在这年夏天，当暴雨倾盆而下，庄稼眼看要淹完、农民心焦如火的时候，卓家大地主却倒在躺椅上，吸着大烟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雨啊，只管下！下到屋下过膝盖，下到屋上长绿苔！饿死那些穷骨头，我再放债买田把恩开！”恶毒黑心的地主，真是杀不了穷人，成不了富翁。
当年，卓圩一带颗粒未收。广大农民吃蕎花、芋叶、野菜，尚“日不再食”，流离失所，嗷嗷待哺。就在这样情况下，阴险毒辣的卓家，把积存几年的霉豆饼开仓拿了出来，分派狗腿子四处喧叫：“谁没吃的，可以到卓家去领”。有些农民以为卓家真是要“开恩”了，但到那里一打听才知道是“一块豆饼一亩田”。农民们一听气得满身发抖，大骂卓家心黑手毒。但是，饥饿和死亡逼得农民无路可走了，许多农民为了勉强度命，不得不含着眼泪忍受这种狠心的敲榨，把自己倚之为生的土地“卖”给了卓家。如打网刘庄一百多户农民，就是这样卖拾卓家四百多亩地。而且后来如果不是由于高圩高家大地主的竞争，卓家还耍压价。这年以后，整个打网刘庄的农民都成了卓、高二家的佃户。
经过这一年大灾，卓家只用了九千多块霉豆饼就换得了九千多亩地。“地头膝盖写文书，一块豆饼一亩田”。这笔血泪帐，当地农民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除了灾年兼并而外，卓家掠夺土地的手段，还有许许多多。从明抢明夺到阴谋拐骗，从自发钱票强行购买，到租利侵吞，凡是能够兼并土地的方法，无所不用。
卓廷懋的孙子“三银头”，看中了农民任百合的一块八亩好地，便一心霸占过来。为此，他首先叫充当伪区长的侄子卓少全抓任家的壮丁，同时又扬言可以用钱顶替。任百合为了四弟不被抓丁，硬着头皮向卓家借了钱。但事后无法还债，只好忍痛卖地。这时，“三银头”却丧尽良心地说“地不好”，极力压价。结果上好的八亩地只用十一吊接就买去了。其实，这明明是抢夺，哪里是买！
卓廷懋的又一个孙子卓老一看中了农民张玉文家的一块地，有一次便故意把一捆线放在张家，说“在此路过，因为一点事，暂放一下”。随后便打发他儿子把线取走。但卓老一却又去取，硬给张家栽赃，要赔偿。卓家财大势大，张玉文被逼无法，便含冤算了三亩“悬租”，每亩五斗。当年没能还清，第二年须折十八亩“悬租”，张玉文眼看愈陷愈深，就咬着牙，把祖上遗留下来的六亩八分老份地倾盘托出，作了抵押。但仍不够，又含着泪，给卓老一白白作了一年苦工。狼心狗肺的地主，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。
总之，凡是卓家看中的土地，他总是千方百计弄到手才甘心。凡是与卓家相连的土地或是插花地，他总是想方设法拿过来而后快。又狠又毒的地主，是不管农民死活的，而且他们的心理就是农民愈破产，他们才能愈兴旺。卓家的七万多亩土地，都是靠巧取豪夺而来的。卓家的产业是建筑在千万个农民挨饥受饿、倾家荡产、含冤死亡的基础上的。
事情正是这样：经济可以变成政治，政治又可以变成经济。为了扩充自己的土地和财产，为了保护地主阶极的土地财产制度，卓家竭力勾结官府，积极参加对农民起义的镇压，由此跳进了地主阶极当权派的行列，操纵了反动的地方政权和武装。反过来，又以政权为工具和保障，疯狂地掠夺农民，兼并土地，搜刮财富，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跨省连县的大地主。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掠夺过程，是一部血手起家的“发家”史。
敲骨吸髓高利盘剥
卓家用血手兼并了农民的土地，转过来又把土地出租给农民，榨取高额地租。
解放以前，卓家的佃户达到七千多户，二万八千多人。在卓圩的二百四十七户农民中，他家的佃户就有二百三十八户，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三。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：“磙子响，鏊子热；打完场，冷了锅；粮食入了仓，农民饿断肠”。这就是佃户们在卓家残酷剥削下的悲惨生活的写照。
卓家出租土地是收实物地租。同时，由于皖北一带历年多灾，卓家又采取所谓“定租制”。地分上中下三等，租额是六、五、四斗。不论丰歉年成，平均每亩每年固定收租五斗。在过去历代反动政权的统治下，苛捐杂税是很多的，可是卓家却规定，捐税都由佃户负担，他是干拿五斗租，不管捐税事。一亩地五斗租本来已经很高了，再除去各种捐税，即使好年成，佃户也所剩无几。然而贪得无厌的卓家在收租时还要用加二的“黑心斗”，一斗二升算一斗。只是这个“黑心斗”，卓家每年就多收七、八千石粮食，这是又刮了佃户身上一层皮。遇有交不起租子的佃户，卓家就没收他的全部财产折扣，或是驱令他家的孩子去当丫头、小子，甚至抽地封门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农民李家梅原有十来亩地，虽然人口多，尚能勉强度日。有一年卓家硬要把十亩地租给家梅，家梅明知道那是十亩盐碱地，可是又不敢说不行，只好答应。当年卓家没有收租。第二年发了大水，庄稼失收。这时卓家却派狗腿子上门讨租，说头一年五石，加利十五石，第二年又五石，共计二十五石，限两天交清。贫穷困苦而又遭了水灾的农民，连隔夜之粮都没有，那里能拿出二十五石！借吧，又无门路。一家人热泪盈眶，家梅急得昏倒在地。结果，李家仅有的十亩地、一头老驴、二间草房，全部顶了租，还欠四石八斗，屋子里的东西又被卓家恶狗抢劫一空。李家梅走头无路，只好带上一家老小离乡背井，乞讨流浪。
其实，这样的遭遇，何止李家梅一家？被卓家高额地租害得无以为生、家破人亡的农民，实在是不可胜数。
卓家除了坐收定额的实物地租，对佃户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苛刻剥削。卓家规定，谁种他家的地，住他家的房，都得给他家出“义务工”，如盖房屋、修围墙、运租粮、栽树、修路等，遇有他家生丧嫁娶，还得去当杂役。这种所谓“义务工”，实际是无偿劳役，是一种超经济剥削。卓家还经常巧立名目，向佃户摊派款项。卓家的狗腿子和家兵常常下村，也要向佃户派饭，或乘机敲榨勒索。卓家拥有近八万亩土地，可是什么捐税都不出，全部加在农民身上。
卓家的土地大部分是租给佃户的，但也有一部分是靠雇工耕种。卓家经常雇的长工大约有三百人左右。卓家对长工的待遇是工资低、活儿重、饭食坏。长工们每天起早睡晚，腰骨累折，而每年的工资才只有一、二百斤粮食。长工们干活稍不如意，非打即骂，甚至克扣工钱。长工们吃的东西，实际是猪狗之食，稀汤带水，发霉生味。因此，即使最强壮的长工，在卓家干不了几年，都要身体衰弱、大病缠身，然后被卓家赶出大门。真是长工的骨头，卓家都想榨出油来。
卓家不仅对农民进行土地剥削，而且把这种剥削和高利贷剥削、商业剥削结合在一起，三管齐下，愈加重了农民所受剥削的残酷性。
卓家的高利贷，农民称为“驴打滚”。这种债，在借时规定还期和利息，到期不还，利上加利。不但生利的办法歹毒，而且利率高得吓人。卓家高利贷的利率，一般年利是借粮百分之三百，借钱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。农民借了卓家的债，就等于陷进了无法自拔的污泥坑。其结果，无不是越陷越深，虽倾家荡产亦还不清。
卓圩有个农民王贯一，自己种着三十亩地，因为人口多，在平常年景，生活就是勉强维持。有一年大旱，庄稼歉收，又加上孩子生病无钱医治，就向卓家借了三斗五升小麦，利息是一斗一年长三斗。不幸次年又是饥荒，无法还债。接着又有两个年景不好。到第四年年关，卓家便派狗腿子讨债上门，贯一苦苦哀求展期。狗腿子就是不答应，硬叫当年还清，否则押地。贯一无法可想，只好忍痛把三十亩地全抵了债。但仍不能还清这阎王帐，卓家又强迫他作三年长工来顶替。贯一只有满含着眼泪去上工，三年工未做完，就因劳累过度而死了。只用三斗五升小麦，就夺去了一个农民三十亩地和几年的无偿劳动，最后又夺去了他的生命，这就是卓家高利贷剥削的一个缩影。
卓家放债，往往同土地剥削直接结合在一起，具体形式是所谓“悬租”和“青麦租”。前者是把借出的粮食或钱折成地亩，固定租额，按地亩收租作息；后者是把借出的粮食或钱折成青苗，庄稼成熟后收去作息。当年若还不清本金，再折悬租或青苗。借了这种债的农民，没有不被弄得倾家荡产的。农民卓怀瑞，有一年因严重灾荒，向卓老一借了六斗小秫秫，被折成八亩青苗。怀瑞的所有土地才只有八亩。麦收时，金黄黄的麦子全被卓家割去，怀瑞一家仍是无可糊口，不得已又把八亩地卖给了卓家，变成了寸土皆无的佃农。
卓家放债，有些又同劳役剥削结合在一起，这就是所谓“放工帐”。卓家把粮食或钱借给佃户，固定利息，以工顶帐。借户对卓家的需用必须随叫随到，工资完全由卓家规定。佃户李兆元的父亲，由于春天借了卓家的二斗粮食的工帐，便背上了难以卸下的劳役负担。麦收时，有一次卓家叫他去担水，当时正下暴雨，李家忙着垛麦，稍去迟了些。卓家一见去晚了，迎头就骂，还令狗腿子扑上去打。兆元的父亲被打得遍体